一时间，一篇题为“一个人的百年”的文章四海传诵，成为对生命礼赞的经典，因为它的作者以一种“非正常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跳楼自杀，更因为这位作者——余虹——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博导。时间定格在2007年12月5日13时，余虹在其居住的四季青桥世纪城小区10楼一跃而下，“在正午，一个尼采式的时间，他从高空坠落”。随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发布公告：“经公安部门现场勘察认定：排除他杀，高坠身亡。”
并非没有征兆
12月8日，当记者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资料楼(文科楼)，这里已经布置起纪念堂，121室，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会议室如今菊花灿放，黄的、白的，弟子亲友、他供职过的院校敬献的花篮、花圈摆满四周。一台 笔记本电脑藏在一个花篮背后，放出缓缓的哀乐。墙上悬挂的是一张巨大的“生活照”，逝者背对大海、闲适而坚决地站立在天地之间，天很蓝，海很蓝。“天和海之间是我的余老师，这份现实和坚毅背后，今天我读出的是老师为人的态度，生的态度，死的态度。”一位弟子如是留言。
几天里，同事、友人、弟子陆续从全国各地赶来，站在这张大照片前凭吊，送花篮的人多得数不胜数，组织者只好通知大家不要再送花篮。这时，纪念堂里只有文辉从(化名)一个人，他哭得很伤心，不停地用手擦泪。“我是余老师在上海时带的第一个硕士生，后来又考进人大跟他读博士，非常震惊，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文辉从停顿片刻，继续说，“但又不是没有征兆，之前他两次叫我上博客读那篇《一个人的百年》。”文辉从现在认为，这是为师向得意弟子发送的信号，而他竟没有觉察出来。
9月13日，余虹亲自将这篇文章贴到自己的博客上，其中一段话被后来的纪念文章广为引用：“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假如我能及早觉察，余老师就不会……”30来岁的文辉从无比懊悔，无比悲痛。
事实上，消息传出，人们便纷纷猜测逝者做出这个选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其实就连其最亲近的弟子和亲友都只能猜测，媒体报道出各种版本，有的说死于抑郁症，有的说死于对终极归宿的哲学思考。余虹的不少学生更相信为师是“选择死亡来对人生终极意义做出回答”，“又一次证明了死亡之美”，暴露了当代知识分子对极致人格的追求过程价值空虚的危险。
生死转念须臾之间
“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人们必须经历并承受世界之深渊。但为此就必须有入于深渊的人们。”这是余虹生前最喜欢的一句话，由海德格尔写在《诗人何为》中。有位西南交通大学的研究生回忆，今年6月，余虹赴蓉授课，谈到了生与死的思考，“他给我们谈到人大那些硕士、博士的自杀，谈到马加爵，赵承熙，谈到中西不同的爱和宽容，谈到宗教。他说，自杀是勇者的行为，是作为‘人’的自己的行为，你的生命属于你，你可以独立自决，而不要盲目地将自己委托给他者。人死的方式是不同于动物的，自杀让他们回到‘自己’并守护自己的自由，成为‘真正的自己’”。听得这位研究生一时震惊，他当时还给朋友发短信说：“人大的余虹老师正在给我们谈自杀。”岂料半年之后，传来的消息更令他震惊。
余虹学生回忆说，周一，即事发2天前，几位弟子去看望老师，“他的精神还很好”，于是感慨“生死的转念只是天地上须臾之间的事情”。不过，这位学生也透露，事后文学院院长杨慧林曾对学生表示：余老师既不喝酒，又不骂人，心中自然有很多积绪出不来，长期的深度抑郁。对此，杨告诉学生，他并不感到意外，“只是觉得来得太早太突然了”。
余虹有两度不成功的婚姻。其中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1990年代中期，余虹在暨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时他的前妻割腕自杀，他于是赶回四川在抢救过来的老婆床前伺候了半个月。这段个人生活在当时的暨大中文系被得沸沸扬扬，余虹的“有情有义”还为他博得不少女孩的注视。其后，余虹再婚，然后又离异，如今前妻在一所大学教书，儿子又留学美国，而余虹的父亲早年去世，其母已年届70岁，目前居住在成都，他便一个人在北京生活工作。学生们感叹说，老师的心灵台阶几乎没有人打扫，它太需要呵护了。余虹的一位生前好友便对记者说：“他是死于绝望，对自己的绝望，心灵的绝望。”
中欧国际青年心理健康研究院摘自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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