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焦虑”时代已来临？

心理学对“焦虑”的解释是人的自我实现需要得不到满足时，产生不适且无法指出不适原因的一种典型症状。当这种负面情绪状态蔓延至全社会，促使焦虑成为社会情绪时，就会成为难以回避的社会问题。

上周以来，一系列来自不同阶层人士的自杀和非正常死亡刺激着普通人的神经。从广州“龙凤胎夫妇”跳楼、韶关武江区委书记自缢，再到东莞一工业区内四天相继发生两起工人跳楼事件……

　　焦虑似乎成为系列事件的注脚。据统计，2010年我国15岁及以上成年人精神疾病患病率约为17%，其中抑郁症约为5%，焦虑症约5%，药物、酒精等物质依赖症约5%。而更多人对焦虑的感性认知来自生活中无处不在的“郁闷”、“伤感”和“压力大”。在信息化的今天，无论穷富，无论官员还是平民，似乎都展现出了焦虑。

　　“全民焦虑”的时代来临了吗？作为群体的中国人和个体的生命，我们应该如何化解？

从“官”到“民”：极端焦虑结束生命

　　2月17日凌晨，韶关市武江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苏力被发现在其住宅内自缢身亡。

　　据当地组织部门介绍，苏力2008年7月任韶关市武江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初步分析，苏力主要是受一些工作上的困扰，导致思想上产生很大压力，出现悲观厌世情绪，并且没有很好化解而最终选择自杀。而在一年半前，苏力的前任、原武江区委书记邬学新也是由于精神压力过大跳楼身亡。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近来因焦虑、抑郁等原因造成自杀的官员还包括2月6日跳楼自杀的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先进以及2010年6月在广深高速铁路线上卧轨自杀身亡的原中国民航局中南地区管理局局长刘亚军。据《中国民航报》报道，刘亚军的遗书和家属反映，他长期存在失眠现象，总觉得休息不好，到广州工作以来自感压力大，在家中有时独自哭泣。

　　去年6月，中央党校出版社公开发行了一本名为《领导干部心理问题实例解析、调适与自测》的书，解析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心理问题。该书的主编徐培基总结，目前公务员中普遍存在12种心理问题，焦虑心理就是其中之一。

　　同样是在上周，广东东莞一工业区在4天内相继发生两名工人跳楼自杀，并有超过200名工人在此期间离职。而本月上旬，广州“龙凤胎”夫妇疑因年岁渐长、生活压力大而跳楼事件，让更多人开始关注焦虑。

　　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主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乐国安认为，一般人或多或少都会有焦虑，不能把“焦虑”理解为病态，不是从前没有“焦虑”，而是从前公众普遍不大重视这个问题。面对官员自杀事件，乐国安认为，官员焦虑与公众焦虑并无不同，只不过官员受到的关注度相对较高。

白领群体：焦虑积累成为常态

　　如果说结束生命是焦虑的一种极端激进的体现方式，另一种体现或许来自日常点滴中焦虑的积累。

　　2月18日，一则消息在微博上传播，并引起无数白领唏嘘。就在当日早晨，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北京所高级审计师，出生于1985年的甄毅因患贲门癌去世。随后，该消息得到了德勤公司证实，并表示将促进员工平衡工作和生活。

　　据了解，甄毅是北京人，2007年毕业于外交学院国际贸易系，并于当年进入有“四大”之称的德勤会计师事务所，2010年被查出癌变。所谓“四大”是全球四家比较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的简称。在青年求职者中，“四大”的薪资待遇较高，但同时也意味着工作的压力大。

　　有“四大”网友称，除了高强度的体力与脑力工作外，与客户、同事间的周旋，也造成人的心理痛苦和精神长期处于焦虑中。

　　“吃饭太快以及太纠结是不是都是导致他不幸患病的重要原因？”网友“昊子的小窝”分析。“昊子的小窝”2007年和甄毅同时入职，在怀念文章中她描述说，甄毅原本是个小胖子，刚入职做项目出差到河南后，就大病了一场，慢慢地瘦下来。而且，甄毅本身是个纠结的人，一个典型事例是公司发的U盘如果丢失是要赔钱的，甄毅看到有同事丢失U盘就引以为戒，每天加班到11点多所有人关电脑准备走了，甄毅就开始满会议室地找：“我的U盘呢？谁看见我的U盘了？”此外，每次开会后的狼藉会议室，甄毅必然要把所有的文具全部收拾完才肯走。

　　网友王璐表示，这是一周内第二起有关德勤员工病逝的消息。在2月17日，出生于1983年，前德勤上海所员工翟可因患慢性肝癌去世。而去年，23岁北京女孩方言由于长期过劳工作、焦虑等造成急性胃出血死亡，引起了无数白领的共鸣。

　　全民焦虑：“亚历山大”时代生存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一项由2134人参与的调查显示，焦虑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常态——34.0%的受访者经常产生焦虑情绪，62.9%的人偶尔焦虑，只有0.8%的人表示从来没有焦虑过。

　　一夜之间，似乎“全民焦虑”的阴影悄悄降临在每个人头上。

　　“亚历山大”是谐音，意即压力像山一样，实在太大。现年33岁，从事财经工作的深圳女白领小苏，借用这个从今年春节流行开来的网络词语表达自己的对生存状态的焦虑。

　　一条广泛传播的微博段子说：“我的股票赔得底掉，房贷还差90万，老板还经常扣工资，买的家具是达芬奇的，买的醋是勾兑的，买的奶粉是有添加剂的，即使走在路上碰到李双江他儿子也就算了，就怕碰到‘李刚’他崽，非死即伤。”

　　而普通生活中的“亚历山大”们远不止这些。农民犯愁为滞销的农产品，大学生为考研就业焦虑，家长从幼儿园起忧虑孩子升学教育，企业老总担心资金链短缺，普通市民担忧工资和银行存款跑不过CPI。即使是退休在家颐养天年的老人，也可能会担心住的地板是否有毒，用的锅灶是否符合标准，出外就餐，除了遇到地沟油，还有什么其他陷阱。

　　公共表情：网络传播焦虑感染

　　乐国安认为，随着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许多人在衣食无忧的前提下，开始关注自己的精神世界，对情绪更敏感。对焦虑的感受水平提高了，这本来是一个好的现象，但相比过去的信息闭塞，当代社会网络发达，正面和负面的信息都层出不穷，加剧了人内心的冲突，传播又使焦虑具有感染性。

有心理学家认为，手机是造成现代人焦虑的重要来源和核心载体。一项对1000名英国人进行的调查显示，有约66%的受访者当手机不在身边时会感到焦虑，这一现象被称为“无手机焦虑症”(Nomophobia)，而在年轻人群中这一现象更为明显。相对于4年前无手机焦虑症被首次确认，现在更多人承认存在这一问题。

　　此外，心理学家认为，大部分现代电子产品也可能让人感觉焦虑，造成人们亲情的一种隔离和焦虑。例如，电子游戏可能会让你更快地攻击目标，微博会强迫人去看，去八卦信息。“我最快知道什么事”成为一种炫耀的手段。而电视减少了普通人和亲人相处的时间。从职业来讲，记者、编辑、广告员、信息员、网站管理员、情报人员等都是信息焦虑综合征的高发人群。

　　而在社会学家看来，随着微博和网络广泛普及，公民意识觉醒，诸如“郭美美”事件、“铬污染”、“年轻官员火箭式升迁”事件的传播，也使整个社会在环保、慈善等多领域的诚信形成公共焦虑。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新时代的焦虑症还包括过节焦虑症、乘车焦虑症、中产阶级焦虑症、失贞焦虑症、高薪贫困焦虑症等此前未曾有过的现象。

全民价值观应转向幸福感

　　广州心海榕心理机构心理专家于东辉认为，“全民焦虑”的情况早就有，只是在现在集中爆发。我们处在一个焦虑的时代，每个人都想尽快地达到成功，我们对世界的期待比世界本身要高。焦虑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标准太高了。

　　房贷三万 目标太高容易焦虑

　　于东辉曾经遇到一个病人，是个公司老板，做外贸生意，收入并不固定，可他供了5套房，每个月要还3万元房贷。他的收入大部分都用来还房贷。你问他买这么多房有什么用？他也不知道。他是那种冲动型的，看到好的就买，不是炒房客，要是炒房客倒好了，不会这么焦虑。5套房里，还有一套别墅，他和妻子、孩子一家三口住在三层楼的大别墅里，接个电话还要上两层楼。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认为成功才是我们的目标。如果全民以幸福感作为目标，那情况会完全不同。

　　突出人群 社会精英与底层蚁族

　　于东辉分析，最焦虑的有两类人，一类是高层，有社会地位，有权力，是社会精英，另外一类是蚁族，很多人是农村考上大学出来的，家里对他们有很高的期望，他们要买车买房。他们焦虑是因为没有退路。精英更没有退路。有一个企业中层，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学，两个人一起竞争副总的位置。他觉得对方可能上位，就没日没夜地工作加班，见到谁都讨好，结果到极限，整晚失眠，患上很严重的焦虑症。

　　享受当下 追求平和放松幸福感

　　现在认为的成功，是财富、权力的成功，而不是人生、生命的成功。

追求幸福感，重要的在于享受当下。现在享受什么？成功？成功和工作、激情挂钩，没有享受生活放松的状态。激情其实是焦虑的一部分。

　　很重要的一点是家庭亲密。和亲人之间的相处和谐，是幸福感的重要来源。同时，你还要有一个自己的心灵圈子，朋友们能听懂你。

　　最让人生活感觉焦虑的生活方式是指责、批评、攻击、限制、要求，如果我们能转化成放松、平和、温暖，世界会变得非常不一样。

专家解读：现代化焦虑并非中国特有

　　对于“全民焦虑”的概念，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岳经纶认为，“焦虑”一词用得比较矫情，其实就是“郁闷”，是公众普遍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以及对问题的无助感。

　　转型期成焦虑温床

　　岳经纶认为，焦虑产生的首要原因是，在大规模的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一切都变得不确定，公众对于很多公共政策不了解，不知未来怎么发展，缺乏合理预期。而在计划经济时代，基本的东西都能得到预期。岳经纶发觉，在改革开放以后，公众缺乏这种合理预期。第二个原因是社会风险增加，来自市场、技术、医疗等各方面的风险造就了风险社会，还是和转型期有关，基本公共服务还不健全，使人没有保障地生活，容易焦虑。

　　其实，其他国家在一些阶段也有类似的问题。例如，“美国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工业革命以后也同样经历了这个过程，但是从历史的条件上来说有差别。美国是从一个没有保障的社会到公共服务和政策不断建立的过程，而中国是从过去一个有保障的时代进入一个无保障的时代，改革开放以后旧有体制解构，但没有实现重构。”

　　缓解焦虑需公民保障

　　在他的理解中，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相对稳定，是因为旧有制度还在起作用，让一部分人还是能得到有保障的生活。到了90年代中后期，旧有社会体制全面解体，社会渐渐出现焦虑感。与此同时，社会也一直在进行重构，并且出现新问题，包括经济发展、NGO组织、政府、自然各方面的问题，不免增加焦虑感。此外，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多了，促进思想解放。当公民的权利意识觉醒，对社会问题开始进行干预和表达，但没有结果就会焦虑。

　　要应对所谓的“全民焦虑”，岳经纶觉得问题既然是多种因素导致的，就需要多方面的努力解决。政府应当想办法为公众提供合理预期，让公众感觉到有保障，开放公共决策的过程，鼓励公众参与决策。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建立渠道使个人可以诉说和得到释放。另外，公民社会的建立和成熟，还有企业社会责任感的增强等都有利于缓解焦虑。

　　焦虑是现代化衍生词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传播技术更新，焦虑症已成为现代化的衍生词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的焦虑症患者终身患病率为28.8%，大于1/4的人一生中至少会发作一次。美国人一向重视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因此，一直以来美国的抗抑郁和抗焦虑药物消耗非常大。在美国，心理医生成为最受欢迎的职业之一。

　　而在日本和韩国，随着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高速经济发展到现今的经济不景气，社会上出现普遍的焦虑情绪以及无法承受的失败之痛。压力大导致自杀率上升。

　　而在2006年，香港的公交巴士上，一名乘客拍了前座一位正在打手机乘客的肩膀，请其声音小一些。不料，这位阿叔级的乘客站起转过身来，怒气冲冲地爆发了：“我有压力，你有压力，为什么要挑衅我？”“没解决”……这个视频片段，使得“巴士阿叔”成为香港人压力大之下焦虑情绪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