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1 月14 日,高碑店的演播大厅,崔永元正在录制新的一期《正大综艺》特别节目。他早早地站在台上,亲自为即将开始的节目做着暖场。他一遍一遍换着花样地调动大家情绪,他和全场所有的小朋友打着招呼,问远处一个胖胖的男孩,“考试考得怎么样?”男孩说,“还好。”他旋即侧过头去,眼睛一眯,问道,“蒙谁呢你?”全场大笑。节目还没开始,观众们就已经被他带动得兴奋起来。 台上这个手拿话筒、笑里憋着坏的男人,不帅,不怪,却有一种令人无法挪动视线的魅力。他的表达是温柔的,你肯定没见过崔永元在节目里声嘶力竭、大喊大叫,再大的场面他都四两拨千斤地插科打诨,那些聪明的玩笑暗藏着机锋,叫人会心。他讲话时遵循着自己的节奏,在一句平缓和正儿八经的铺垫之后,一定会有一个逻辑的转弯和小小的陷阱与高潮。 三个小时的节目,每位演出人员都汗流浃背,只有他,从头忙到尾,却仍旧泰然自若。他是最能扛的,他也是最享受的,他的眼里冒着精光,看不到倦意,像个小伙子似的。 把这些浪漫用来反抗这些年,人们似乎已经适应了两个崔永元:一个站在台上,口吐莲花;另一个在台下,四处奔走。人们间或地从媒体的报道里,了解到台下那个小崔,多半是些让人击节叫好的事情。好像台下的比台上的更加光辉。 和所有理想主义者一样,崔永元不能接受和适应这个世界现有的模样。他想象中的一切本应更好。所以他挣扎、反抗,但他从不振臂高呼,也没当过意见领袖。他只是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就在今年初,他拒绝了声势浩大的中国慈善年会,同一天晚上,他赶赴皮村的“小剧场”里,为当地的打工者主持了一场属于他们自己的春节晚会。整场演出的预算加在一起不足千元,没有红地毯,没有灯光闪烁,也没有万众瞩目,崔永元用行动发出了一个疑问,慈善需要那些吗?所以他默默地完成了一次回击,亮明态度:慈善不是万人礼堂里的领导颁奖,是真切的关心,是和他们在一起。
七、八年前,80 后开始走出校园,整个社会的节奏骤然加快,人人都在提速。可崔永元却召集了21 个人,大家放下手中的工作,用一年的时间,只做一件事情——重走长征路。意义何在?上路就是意义。当人们开始淡忘了团队精神,淡忘了如何走一段长路,也淡忘了反思自己的时候,崔永元就用这种丝毫不偷懒的方式把它捡起来。 那些事情被崔永元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意义,他费尽心思,想让人们了解得更多一点,思考得更多一点。在时代的洪流下他发出抵抗,不为无良商家代言,不为收视率折腰。可是,世界所呈现的样子还是没能因为他的抵抗而有所改观,甚至有时他会伤心地想,自己其实是个连女儿都改变不了的人。 幸而他一次次从沮丧绝望中挺了过来,来到众人面前,继续奋斗,面对采访时,他说:“我的确没改变世界,可是世界也没改变我,我们扯平了。” 疲惫生活里的英雄梦想
崔永元是看着革命电影长大的,因此他心里有两个情结,一个是电影,一个是英雄。为前者他做了许多,他家里光是电影放映机就存了140 多台,全北京找不出第二个。拍《电影传奇》,时至今日,时长已超过2000 小时,照片超过10 万张。前一阵,他又举办了一场全国电影比赛,想培养一批新锐导演,送他们去听电影大师的课,资助他们完成梦想。 而说到英雄情结,这实际上凭靠的是一种死不信邪的信念。小崔骨子里有种书生的倔强和一股混不吝的劲头,关键时刻他特别大无畏,认准了就坚持,能把所有人都拗过去。很小的时候,他曾替哥哥出头,和一帮流氓打了起来,那帮人扬言要卸了他的腿。崔永元见连旁边的警察都不管,便心一横,说:“那你们来吧,今天要是卸不了腿,你们就给我赔礼道歉,反正就这两条道。”话一出,把对方一伙人呛得面面相觑,最终给他道了歉。
不过当面对的不再是具体某个人时,英雄也会束手无策,也会碰壁。当初,对节目的审查越来越严,不能说的实话越来越多,小崔是拗着劲儿在录后来的《实话实说》,节目越做他心中越荒凉,身体的疲惫能扛,心里的疲惫却始终过不去,以致曾经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结果有一天他终于拗不下去了,病倒了,倒下的时候,他说,“天助我。”幸好,后来在暂时放弃工作进行休养,并在著名心理医生的治疗下病症得以缓解康复。
2001 年,他到日本参观。在NHK 电视台,他找工作人员调出关于中国的资料,结果发现密密麻麻的一片,他又进一步选择——东北——张学良,他选择了一个最早的视频,是张学良的一段演讲。崔永元大为震惊,这种资料在中国根本就不可能保留。再后来,他又走进一家日本书店,看到那里有一面墙,墙上有中国56个民族的历史,可中国哪会有这样的书店呢?他暗地里较劲,想到我们的历史,见证它的人正在老去和死亡,时间不多了,他对自己说,不能再等了。 一提到历史崔永元的泪水、愤慨和无奈就全出来了,他痛恨国人对自己国家历史的怠慢,他想不通怎么我们居然对自己的民族英雄、对那些壮丽的往事一无所知,而我们抗战时的敌人却做得这么用心。于是,他把自己的两个梦想捏合到一起,成立了一个公司,专门去拍那些参与抗战的老人,请他们在镜头前讲述历史。这份浩大的事业,进行到今天,已经采访了数千人。用影像来展现别人口述的历史,制作成纪录片,而后又集结成书,他说这些东西还什么也说明不了,只是一点存证。 他的同事柴静曾问他,做了这么多,现实情况似乎没太大变化,为什么还要拼命做下去?崔永元告诉柴静,现在做事情已经不管别的了,只要能帮到一个人,就是真的。能救一个是一个,能帮一个是一个,就比什么都重要。这话真让人感动,留下一点点好,再一点点,永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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